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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种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时期却急剧减少，且分布地域较为集中，墓主身份亦较低。这种变化状况与商周文化的差异有关，应是王朝更替之后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从西周俯身葬的情况来看，殷遗民入周后在政治、经济和宗教观念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们在逐渐放弃一些固有的礼俗。谢兰生为广东书画家、学者、诗人。其《常惺惺斋日记》手稿，始于嘉庆廿四年(1819年)，终于道光九年(1829年)，记录了谢氏每日的工作、行程和交往，是了解谢氏及其时代的重要。《日记》对于士绅与商酬酢、书院课徒以及当时广州府城内的文酒诗会，了许多细节。通过这部日记，我们可以深入探究次战争爆发前夕广州士绅的日常生活。本文首先考察了日记主人退隐广州以教书为业的生活状态及其收入状况，并讨论清代广东士人"踊跃于科名而恬淡于仕宦"的原因，指出广州府城内大量书院的出现，使谢兰生这一类虽有功名但又不愿深陷场泥沼的士人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而这一切又可归因于清廷大力扶持书院建设。接着考察了日记主人观演戏曲、参与画会以及书画收藏的情况，于此可见当日广州经济文化的繁荣盛况。 讨论行商通过交结以谢兰生为代表的士绅，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和社会地位，并藉此融洽他们与府之间的关系。这种策略通过文化、 、经济的相互糅合， 终达到共同建立显赫名望。新发现的明《徐孺人顾氏墓志铭》是一方重要的实物文献，它了关于金陵徐氏家族和他们后代的诸多信息。此外，这方墓志铭是研究书丹者俞纲和刻工杨林艺术成就的 的作品。明代初期一系列的社会状况在这篇墓志铭中也有所表现。本文对 俈柲冒、包山楚简和郭店楚简中的" "字进行综合分析，认为该字当读作"绥"，指古代的一种旌旗 ，俈柲冒之"(率) (绥)"指先行引导之绥。在此基础上，认为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两件有箍殳，应该是当"绥"的旗杆来用的。殳自古有有刃和无刃两种，本文认为古代的"绥"应当是在无刃殳上而成，而不会在有刃殳上。同时指出河南汲县水陆攻战纹鉴画像中首部无戈矛的旌旗就是"绥"，曾侯乙墓竹简中的"晋杸"应为北方晋国或晋地形制的"殳"。通过实物比对， 指出有刃殳起源于南方，属于南方文化传统；无刃殳起源于北方，属于北方晋地的文化传统。南方称有刃殳为"殳"，无刃殳为"晋杸"；北方称无刃殳为"殳"，有刃殳为"锐殳"。后世不解，遂将二者混为一谈。注释中还对楚简遣策中所见之"中干"和"羊车"进行了新的解释。殷墟"易卦卜甲"可以"八宫说"、"综卦说"和"文王八卦方位说"为视角，加以解读；亦可从方位、八卦类象和实占的角度解读。基于多元化思维，本文写作旨在充分揭示各种可能性，而不武断某种解读为正确的标准。秦式短概念提出已近二十年，其间出土短数量猛增，对其型式和年代有必要一些调整。从秦式短出土数量多、兽面纹格形制高度统演变同步有序等方面可以认为它是秦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因素。本文还根据出土新，从技术传统和纹饰风格两方面探讨秦式短的渊源当追溯至西周中原地区的兽纹柄，不应牵强附会北方草原风格物件。通过的梳理，可以认为冀北花格及中原各诸侯国花格也是西周兽纹柄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一些实物线索也显示，西周前期的柳叶形短、人面纹短，后期的兽纹柄短，以至东周大量流行的兽面格短(秦式和花格)，它们的发展演变是传承有序的。濮阳出土的《唐兀公碑》是我们研究宋元以来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唐兀"二字首先是地理概念，而非种族或民族概念，其正确含义应该是指西夏王国统治区域，其引申之义可能应泛指生活在西夏境内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诸多民族而言；另一方面又是蒙古族对党项人的称呼。濮阳出土的唐兀公碑其族属应为西夏党项无疑。本文考释了甲骨文中的两个字：个字是" "，释为"厄"；另一个字是" "，释为"枭"。并解释了相关卜辞的文义。本文以墓葬形制和规模为标准，考察和比较商周时期的墓葬等级序列，发现商周时期墓葬存在巨大差异。商代普遍存在的非正常埋葬现象不见于西周；商时期各等级墓葬规模存在巨大的落差，而西周时期各等级墓葬的墓室面积则递减平缓。商周墓葬等级之间的差别反映了商周社会、礼制与文化的差异，体现了商周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巨大变化。